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是清末湘军首领。他权管四省，位列三公，拜相封侯，谥称“文正”。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“正牌高干子弟”了。然而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“衙内”和“大少爷”。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，又以自学通英文，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；曾纪鸿不幸早死，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。不仅儿子个个成才，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。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、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　　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，“爱之以其道”。

　　别的不说，只他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，教儿节俭创业，就可令人们深思一番。

　　咸丰六年（1856）十一月五日，他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世家子弟，最易犯一奢字、一傲字。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，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，与马仆从习惯为常。此即日趋于奢矣，见乡人则嗤其朴陋，见雇工则颐指气使，此即日习于做矣。……京师子弟子之坏，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，尔与诸弟其戒之，至嘱，至嘱。”

　　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：“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无一不与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；若沾染富贵气习，则难望有成。”

　　同治三年七月，曾国藩受封侯爵，纪鸿正赴长沙考试，国藩特别写信告诫：“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，世家子弟，门第过盛，万目所属。……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，不可送条子，进身自始，务知自重。”

　　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。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：“衣服不宜多制，尤其不宜大镶大缘，过于绚烂。”

　　他还告诉儿女、家眷：“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，且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勤字工夫，第一贵早起，第二贵有恒。俭字工夫，第一莫着华丽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……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以做得到的。”